游有方:鲁迅对日军侵华的态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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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有方:鲁迅对日军侵华的态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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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32年1月28日,日军进攻上海,中国驻军坚决抵抗。鲁迅的寓所就在日军司令部附近,“遇战事,终日在枪炮声中”(鲁迅日记),更有一颗子弹洞穿而入,后又遭到日军搜查,处境非常危险。在内山完造的邀请下,鲁迅及周建人一家搬到内山书店,厚被子遮窗熬了一星期才移往别处。可是对这段日子,鲁迅日记却“失记”,这让作者非常困惑。须知,在此期间内山书店成了日军的“后勤部”,“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,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军的军人进食”(许广平语),此等情形鲁迅不会不知道,但怎么就那么平静呢?更让作者不可思议的是,值此民族危亡之际,鲁迅在买书饮酒之余竟有心情“邀妓”!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费解的谜团。
  
  我查了手边几本鲁迅传记,确实都没有人说这一段。比如朱正《一个人的呐喊》摘录了1月28日到2月6日的日记,但并未对“1月31日至2月5日失记”特别在意,只是摘引了鲁迅致友人的三封信加以补充。曹聚仁《鲁迅评传》根本没有提到此事,却介绍了内山完造回忆录中的一个片段。有一天,鲁迅对内山说:“老板,孔老夫子如果此刻还活着的话,那么他是亲日呢?还是排日呢?”内山笑道:“大概有时亲日,有时排日吧。”鲁迅听了,就哈哈大笑起来了。考虑到鲁迅和内山笑谈是在1931年后,“民族之间的情绪,紧张到那么程度”(曹聚仁语),会不会更加觉得不可思议呢?何况鲁迅在上海的住所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,且其在重大困难时差不多总能获得日本人内山完造的帮助(而当年就有人指责内山是一名日本间谍),鲁迅的“民族立场”何在?
  
  其实,鲁迅当然是反对日军侵华的。比如在回答“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”时,他使用了“日本帝国主义”一语。在《“友邦惊诧”论》一文中,更有“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,炮轰机关,他们不惊诧;阻断铁路,追炸客车,捕禁官吏,枪毙人民,他们不惊诧”这样痛切的指斥。林贤治在其《鲁迅的最后10年》一书中指出:在鲁迅看来,“日本就是两个日本,帝国主义者的日本与人民的日本,战争的日本与和平的日本”,“目前在经受着前一个日本的侵略和奴役的情况下,则必须驳斥诉诸‘亲善’‘提携’之类为不抵抗主义张目的论调;惟以坚决的抵抗,才能迎来后一个日本,也即中日民族平等共处的将来”。
  
  不过,鲁迅确实不是个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,他首先是个个人主义者。在中日民族冲突如此紧张之下,作为个体的鲁迅和作为个体的内山完造仍然保持深厚的私人情谊,多半也要从这个角度来寻求理解。还是林贤治指出的,鲁迅看待国家和民族问题的立场,乃是有权者和无权者、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,显然超越了简单的国家和民族分野,因为日本和中国都有压迫者,也有被压迫者。循此逻辑,最令鲁迅有压迫感的未必是日本侵略者,反倒是中国有权者,事实上鲁迅晚年的最大痛苦来源恰恰是国民党的文网。吊诡的是,这一点可能被日本“利用”了,而鲁迅又“利用被利用”得以在险境中存活。“一二八”事变,鲁迅似乎只是以“中华连年战争”之一视之,不同之处在于“未有切近如此者”。在民族分际上如此“无态度”,应非鲁迅难得糊涂,而是一以贯之的。      

1月30日,因为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距离战区较近,一家十口人,全部迁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三楼,以避战事。

1月30日,因为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距离战区较近,一家十口人,全部迁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三楼,以避战事。日本人侵略自己的国家,自己迁到日本人开的书店里避难,对于鲁迅,肯定是一块历史的瑕疵。

蒋光鼐和蔡廷锴的19路军坚持淞沪抗战的时候,鲁迅正在上海,他不仅没有丝毫支持抗战的意思,并且显得有些懦弱和不可思议,甚至让人不可原谅。

淞沪抗战虽然始于1932年1月28日,其实从1月20起,日本人就有了明显要发动战争已达到占领上海的目的。在1932年1月20到1月28日这九天时间里,日本人的明显挑衅让上海人实在忍受不了,但是鲁迅缺显得像是处在桃花源里,平静而乐和。

《鲁迅日记》在淞沪抗战发生之前的几天里,记载的是和许广平三次到日本人开的医院里看病,两次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买书,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,鲁迅几乎是没有任何愤怒和感觉。1月28日,就是即将开战的当天,鲁迅依然是和许广平到日本人的医院去。当时鲁迅住在拉摩斯公寓,面对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,大战的氛围比其他的地方更是明显。当晚驻上海的日军进攻闸北,陆军司令部里忙乱不堪。这样大的历史事件,这样牵扯到一个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,在鲁迅的内心,并没有惊起很大的波澜。他在1932年的日记里,这样记载淞沪抗战:“下午附近颇纷扰”,自己的国家被别国的军队欺凌的时候,鲁迅竟然说是“颇纷扰”,实在是难以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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